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
（全二百册）
编著者：国家图书馆
定价：￥,.00
ISBN：-7---4
出版时间：-09-30
所属分类：民国-外文类影印图书
~内容介绍~
东亚同文书院是近代日本为培养“中国通”而开办的高等学校，该校从清末至年，每年派学生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以调查报告书作为毕业论文，分别向日本外务省和军方呈送，前后持续40余年，总计派出4余名日本学生分成近个小组，足迹遍布中国各地，进行了卷地毯式的调查，形成调查报告千余份。这些调查使用了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持续时间、调查地域都超过“满铁”，调查报告极为详细，令研究者叹为观止。本次出版，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调查手稿为底本，系首次对外公布。手稿的时间跨度从年第24期生—年第40期生，包括将近2名调查人员撰写的约1本的旅行日志手稿和余本的调查报告手稿。其中日志手稿远比后来整理的年度调查日志丰富，记录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状态，比如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土匪猖獗情况，抗战时期学生从军见闻等；调查报告手稿内容未经过删减和筛查，保留了大量的涉密文献，记录了中国各地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细节，是研究民国史、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极为重要的资料。
~前言~
冯天瑜
东亚同文书院——日本明治末年至大正、昭和时期（—）在中国上海兴建的一所招收日本各府县学生的名校，其办学宗旨，号称“讲中外之实学，育中日之英才”，实为培养掌握汉字文化、熟悉华人社情的“中国通”，系统调查中国，为日本经略东亚的“大陆政策”服务。该书院最突出的行为是，诸生组队前往中国各地，作专题实证考查。经四十余年积淀，其踏访线路密如蛛网，遍及中国南北东西。参加踏查的学生撰写游记性旅行日志和专题性调查报告，共同构成卷帙浩繁的文本系统，而书院方及相关机构利用这些调查获得的一、二手材料，编纂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和刊物，周详记述并解析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诸方面实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降后，东亚同文书院大学被取缔,撤回到日本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和部分教员在爱知县丰桥市，会同从台北、汉城撤回的两所“帝国大学”的部分教员，于年11月组建了日本中部地区唯一的旧制法文科大学——爱知大学。书院当年的调查报告、旅行日志等原始文本和编纂出版的书刊文献，几经转徙，现分别收藏于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和日本的爱知大学丰桥校舍图书馆。笔者—年讲学爱知大学期间及其前后近十年间，浏览这批文献并作初步研究，获得两层认知：一者，近代日本所作中国调查的巨细无遗、切入底里，应引起国人警醒；二者，这批文献提供的系统材料，是研考清末、民国社会的文献渊薮，理当加以利用，其展示的实证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也可供参酌借鉴。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图书馆深谋远虑，将该馆有关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巨量藏本整编条贯，影印出版，这确乎是有益当下、惠泽来世的恢弘举措。
一
近邻日本注重研考中国，自古已然，近代尤烈。
古代中国曾长期雄踞文化高势位，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领先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诸国，三千年间一直是文化输出源地。秦汉间中华文化即传往日本。隋唐（日本推古朝至平城—平安时期）以降，作为文化受容国的日本，摄取中华文化更成为自觉国策。受天皇政府派遣，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藤原清河（—）、玄昉（？—）、空海（—）、圆珍（—）、荣西（—）等数以百计的官员、游学生、游学僧竞相前往唐宋踏访，结交华夏士子，研习汉字汉文、生产技术、典章制度、宗教教义教仪、艺文哲思等多方面文明成果，并留下不少目击记、闻见録。仅以入华高僧的纪行文而论，著名者便有“五大游记”——入唐日僧最澄大师（—）的《历行钞》，谥号慈觉大师的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入宋日僧成寻阿阇梨的《参天台五台记》，入明日僧瑞䜣和尚的《入唐记》，策彦和尚的《初渡记》《再渡记》。古代日本人的中国踏访，是求教于先进文化的学习性考查。日本推古三十一年（），入唐学问僧给天皇的奏本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表述了向文化先进的大唐学习的强烈愿望。
这种运行达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向日本传输文化的趋势，到明治维新以后发生逆转——原来是汉字文化圈外缘和文化输入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洋、建设近代工业文明有成，社会发展走到中国前头。逐渐强盛起来的近代日本，踏查中国的热情较之古时有增无减，而其目的，则由学习、师法变为觊觎、侵略中国。明治维新展开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于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产业革命的初始阶段，适逢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时期，而日本古来即自视“神国”，素有“八纮一宇”雄心，在近代条件下，迫不及待地乘上帝国主义战车，参与瓜分乃至独占邻邦。鉴于地缘特点，日本的矛头直指东亚，朝鲜半岛首当其冲，中国则是主要目标。而多方面考查作为侵略对象的中国，遂成为近代日本持久的战略工程。这既是日本研习中国的两千年传统之近代转型，也是对欧美考察殖民地作法的直接仿效。
欧美列强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掌握近代科学方法，其殖民扩张总是伴以对掠占国家的周密考察。采取实地勘察手段，沿着文化人类学等近代学术理路，周详调查对象国的自然资源与社会—人文状况，是西方列强从事的一项长期活动。鲁迅留学日本之际，对外国人“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觊觎中国主权的踏查活动深怀忧虑，他于年作《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列举了德国人利忒何芬（通译李希霍芬）—年的七次中国踏查，匈牙利伯爵式奚尼—年的中国西部及西南踏查，俄国人阿布佉夫（通译奥勃鲁契夫）年的华北踏查，法国里昂商业会议所年的云贵川踏查。此外，史学界熟知的英国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德国格林韦德尔、法国伯希和等人的中国西北考古并将高昌、敦煌等处文物西传，也为此类显例。这些外人深入中国堂奥，都留有游记性或研究性著述，成为外人考查中国的范本。
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深悉欧美列强此一旨趣，并身体力行，在有些方面较欧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的域外踏查，以东亚，特别是中国为首要对象，这是与其侵略范围相一致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近邻，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近代初期又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处境相似。日本自幕末“开国”之际，即十分白癜风该怎么治长春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