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地域文化发轫于新石器时代，起步不迟，却发育缓慢，发展较晚。时至明代，才形成史上第一种成熟文化形态，即卫戍文化。自清代起，始踏上个性化的文化发展之旅，衍生了辽河文化、渔雁文化、帆船文化、渔猎文化等。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孕育并诞生了石油文化、知青文化、稻作文化、河蟹文化等地域文化形态。可以“后起之秀”为其定性。
辽金元以前的持续发育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目前已于盘锦境内发现7处，集中在今高升、沙岭、得胜等东北部的坨子地上，于其中采集到了为数较丰的磨制和打制石器、陶器残片等遗物，表明早在年前，盘锦境域已有人类定居，其原始文化的孕育与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保持了同步。同时发现的彩陶片和“之”字形纹饰的陶片，则将盘锦新石器文化的源头，指向了辽宁地区史前文明最辉煌的红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彩陶片）
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在盘锦境内业已发现8处。这一时期人类聚落址的规模，并未较前期有明显扩大，然而却首次出现了贝丘遗址和房址，标志着青铜时代之先民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已较新石器时代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与进步。
战国时期，盘锦地属燕国辽东郡南境。随着燕文化的传入及深入，这片土地自此开始了中原文化的浸染之旅。从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尤其是窖藏货币的出土来看，此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出现，原始手工业也已取得长足进展，如制陶技艺已由手制过渡到轮制。
（青铜时代燕刀币）
秦汉之际，盘锦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原郡县制管理体制之内，且于西汉年间于今大洼县境设置了史上第一县之房县，初隶辽东郡，东汉年间改隶辽东属国，并因此具有了浓郁的民族性质，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这片土地的对接与互动，由此更为深入。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了人口流徙，进而使房县废置，魏晋之后诸史不载。
（汉细泥质灰陶罐）
接下来的两晋至隋唐年间，盘锦地区的隶属关系变动频繁，且地方动荡，中央政权于域内的有效管理若有若无。关于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既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亦不见相应的考古发现，以至于时下已很难勾勒，只能从隶属上大致推测出其间已与今北镇、台安、营口等地，初步建立了文化地缘，从而为后来的文化发展铺垫了基础。
（金酱釉碗）
辽金元三代，盘锦地区的隶属关系十分明确，即辽属显州，金属广宁府，元属广宁府路，均以今北镇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与今北镇地区的文化地缘关系得到了发展与巩固。由于显州（今北镇）在辽代为奉护皇陵所设之邑，于辽代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故而得到了空前的建设与经营，并奠定了于金元两代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种政治与文化上的优势，应当也惠及到了均为其所辖的今盘锦地区，迄今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出土的辽代九叠篆汧王印、金代铜镜、元代“风花雪月”玉壶春瓶等，都表明盘锦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在这三代的多年间得到了长足发展，业已为将发生于明代的质的飞跃做好了铺垫。
明代卫戍情境中的文化发展
时势所致，有明一代余年间，盘锦地区成了中央政权的边防重地，从而在政治、军事和交通上都具有了十分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之前从未有过，之后也从未达到过如此高度。这样的历史安排，使盘锦地区的文化面貌焕然一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于境内遗留了丰富的卫戍设施
作为辽东地区最重要的边防设施，辽东边墙于盘锦境内两进两出，全长59公里，时下部分地段仍保留有高出周围地表1米多的残墙基础；作为辽东边防体系重要构成的堡城，盘锦境内至少有5座，其中3座设于沿边，即镇武堡、西平堡、西宁堡，2座设于腹里，即西安堡、铁场堡。沿边堡城为着边防，腹里堡城为着海防；作为辽东边防附属设施的墩台，即时下俗称“烽火台”的建筑，史载于盘锦境内置有37座，分属于镇武、西平、西宁3座沿边堡城②。西安、铁场2座腹里堡城，理论上必然也有所属墩台，但未见史载。而迄今已于盘锦境内发现46处烽火台遗迹或遗址，散布于大半个境域。此外还有辽东边防的重要关隘之一，即设于三岔河处的三岔关，终明一代都置兵把守，且稽查非常。
考古发现（如柱础石等大型建筑构件的出土）表明，在明代以前，盘锦境内亦已出现大型建筑，然而并未有史佐证。似于明代遗留的这种既有文献可为依凭，又有遗址可资考证的古建筑，是史上空前的。
于境内遗留了大量的驿递信息
明代辽东地区的国家级交通干线，即辽东驿路。为安全故，辽东驿路多沿辽东边墙而走，盘锦地区由此成为其必经之地，且于沿途的西平堡、镇武堡附近，分别设有沙岭驿、高平驿两个驿站，各驿站均附设递运所、安插所，其重要性属于“极冲驿递”③。
驿路的贯通，使盘锦这片原本偏于海隅的土地，在有明一代开始川流不息，且穿梭者多属达官显贵，包括往来于明廷与朝鲜之间的两国使臣、巡视辽东的高级官员，以及辽东驻军将领及其家属等。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正是这些往来于驿路者，于史上留下了一些关于盘锦地区之民众生产生活的文字记录，宛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折射着这方水土数百年前的文化状貌。这种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字记载，无疑缘起于驿路，根源于卫戍。
使汉文化于境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在明代以前，由于地处一隅，盘锦地区的汉文化并未有如何鲜明的体现，更多时候是处于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交融的状态。到明代，由于辽东驻军及其家属多系关内移民而来，从而使汉文化在这片土地得了更为彻底的渗透，加之各卫官员对儒学及儒家观念的官方强调，更使汉文化传统观念诸如孝道、节烈等，成为明确的社会风向标，而备受民众尊崇。
总之，明代盘锦地区为辽东边地，为军民杂处之地，为辽东驿路的必经之地，人员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在将生活情境复杂化了的同时，更带来了汉文化的深度渗透与空前彰显，从而使这方土地的文化性质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虽然迟晚，却是强劲。
清与民国间的成熟文化形态
在清代与民国的3个世纪里，盘锦地区的文化发展成就斐然，其间有诸多文化形态趋于成熟，如辽河文化、渔雁文化、帆船文化、渔猎文化等，表现出了这方水土鲜明的文化个性。此成就的取得，与东北及中国的整体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清代的东北地区，不仅不再是纷争不断的苦寒边疆，且转而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额外关照，这一质的变化是史上空前的，对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等，均产生了深刻又深远的影响。有清一代基本拒绝中原汉人向东北的流徙，关内向关外的移民，史上从未像清代这样被严格限制过。也因此，“闯关东”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经典文化事项，并使关内向关外的实际移民数量，以清代为史上最大。
大量汉人于这片白山黑水间的求生求存，使东北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开发，从而彻底终止了仰食于内地的历史，具有了与内地互补物产的资质。关内外民间商业由此兴起，使辽河这条可沟通东北与中原的唯一水道，成为了“黄金水道”，使关内外的物产对流得以落地为实。作为辽河古埠的田庄台，遂于这一时期迅速发育，并成为盘锦地区之辽河文化的核心载体。
随着边塞之地之属性的消弭，关内渔民亦更加频繁地穿梭于辽东湾海域，并渐以盘锦濒海之地二界沟，作为其渔事作业期间的暂居地。渔民们年复一年地春来秋返于此，使二界沟渐成专业渔村，且成为别具一格的渔雁文化的发源地。
田庄台的河运，二界沟的渔业，在成就了各自文化形态的同时，也使帆船文化在盘锦地区得到了发展，并趋于成熟。
与此同期，内陆地区也由于关内移民的陆续入驻，而得到了持续开发，尤其使其户口渐众，利用天然地利的捕鱼摸虾行为，也就得到了更广泛的推行，其渔具制作、渔猎技巧等方面，也还经过了关内外民众的交相融会而更趋精湛。渔猎文化亦由此脱颖而出。
种种文化的发展，也使盘山厅于光绪三十二年（）的设置水到渠成。而在清代与民国之间，则还存在着很多打断骨头尚连着筋的那种连续性，这使盘锦地区诸种文化的发育与发展，在民国年间基本得到了延续，从而使之更趋成熟。
民国虽短短三十几年，却也仍使盘锦地区孕育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即稻作文化。稻作文化以张学良等人在民国十七年（）于田庄台开设的营田公司为起点，并由于朝鲜及日本农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陆续入殖，而得到了一定发展。到盘山县解放之际，盘山农场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农场。
这样的铺垫，使稻作文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发展为盘锦地区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形态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今。其间以稻田养蟹为主的河蟹养殖，也在艰难的实验中最终获得了成功，从而发展起了独具特色的河蟹文化。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辽河油田亦在盘锦地区得到了开发，且迅速发展为中国第三大油田，大批油田工人由此入驻，继而在这片土地上又谱写出了灿烂的石油文化的新篇章。
如果说清代至民国的年间，是盘锦地域文化的茁壮成长期，且取得了相当不斐的成就，那么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无疑进入了盘锦地域文化的繁荣发展期，且硕果累累。而这一切，则均系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厚积薄发的结果。盘锦地域文化元素之今天的丰满，完全基于先民在年前于坨子地上竖起的第一栋窝棚，燃起的第一缕炊烟。
来源：文
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图
资料片
编辑：杨忠良
编审：陈建军
文化盘锦
